走“第三条路”的中国农业现代化

　　“如何实现中国农业由大国向强国的迈进，中国农业怎样从全球农业竞争中胜出，这决定了中国现代农业的道路选择问题。我的观点是走现代农业发展的第三条道路。”日前，在北京大学首届乡村振兴论坛上，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理事张红宇如是说。
 
　　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40年前，改革开放首先从农村开始，农业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6%。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农村改革和发展也面临新任务。对于如何落实好乡村振兴战略，与会专家展开了研讨。
 
　　40年成就与经验
 
　　什么是农业现代化？描绘农业现代化蓝图并为之实践，40年间人们是如何努力的？
 
　　“农业现代化首先一定要用现代化的机械装备农业，包括良种化、机械化，提升农业整体环境。其次，农业经营效益有一定规模。再次，要有一套完整的产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服务体系。这是一种专业分工网络平台，对农业提供全程服务。最根本的是，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接近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常务理事杜鹰表示。
 
　　而在40年前，不要说农业现代化了，我国是彼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按照世界银行的指标，1978年，中国人均GDP只有156美元，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人均GDP是490美元。从产业结构来看，81%的人生活在农村，以农业为生；87%的人收入在国际贫困线之下。”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新农村发展研究院顾问林毅夫说道。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农业不仅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支撑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贸易大国、第一外汇储备大国、第一工业品制造大国，成就令世界瞩目。
 
　　张红宇认为，“中国农业成就源于三个方面：制度、科技、投入”。 首先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土地制度和经营制度创新。政策投入方面，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建立健全，金融、保险、财政支持框架形成。
 
　　科技进步对中国农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政府对农业科技的投入从1978年7.2亿元增长到2000年的50亿元，并迅速提高到近两年的550亿~600亿元。2017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57.5%，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稳定在96%以上，农业机械综合利用率达67%，耕地灌溉面积为10.2亿亩。
 
　　“加速农村转型速度，才能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减贫。加速整体经济结构转型，才能更大幅度地拉动农村经济转型。”对中国不同省份（1980—2016年）及亚洲主要发展中国家（1980—2012年）的农业转型速度和农民增收速度或减贫速度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后，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新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黄季焜说。
 
　　乡村振兴的路径
 
　　近年来，我国农业领域出现很多重要的阶段性变化，如农业结构调整深入推进、大量新型经营主体出现、农业产业与非农产业劳动比例明显缩小等，从积极方面昭示着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变化。与此同时，农业现代化仍面临一些束缚。
 
　　杜鹰认为，我国农业属于典型的东亚小农类型，规模小、商品率低、专业化和法人化程度低；基本国情是人多地少水更少，导致农户户均经营规模小，小农生产结构不利于引入现代生产要素，不利于农业生产标准化、市场化，而且劳动生产率提升缓慢。
 
　　“推进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核心是提高农业生产率，同时不能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做法，要从我们国情出发，扬长避短，进一步发展比较优势，走我们自己的路。”杜鹰说道。
 
　　“不论是从资源禀赋观察，还是从产业发展、经营主体生成、贸易格局演变以及政策组合介入，中国农业都显现出鲜明的多元化特征，由此决定了中国现代农业的未来选择：走现代农业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多元化。”张红宇表示。
 
　　以产业多元为例。传统农林牧渔产业齐全，提供了全球最多的农产品品类，满足城乡居民多元化的农产品需求；新兴产业如观光农业、体验农业、功能农业，极大地拓展了农业边界，释放农业多重功能。
 
　　张红宇表示，“产业发展多元，决定了中国农业竞争力的发展方向，并提供从业者就业和收入增长的广阔空间”。
 
　　在他看来，实现多元化，走出中国特色道路，要重点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加快城镇化进程、持续扩大开放。“以中国供给解决中国需求，以中国资源解决中国问题。”
 
　　林毅夫表示，“以农户为基础的现代农业中，如果政府能够扮演积极有为的角色，为农村农业提供现代化的方式和现代化软硬基础设施，这将是推动国家现代化从低收入走向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的重要方面”。
 
　　政府要做些什么？黄季焜认为，40年来改革经验是搞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市场改革、农村投入。在乡村振兴战略落实中，要在制度、政策和公共投入方面进行创新；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和产品供需调节的作用；确保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和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