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声音】 全国政协委员昝林森：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

　　本网讯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区域。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着眼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明确了“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黄河流域水沙治理取得显著成效，生态环境持续明显好转、沿线城镇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然而，黄河一直“体弱多病”，流域内生态本底差，多年来一直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水资源十分短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弱，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

　　黄河流域的发展问题是“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系统的综合性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黄河流域重在保护，要在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的颁布为黄河流域依法治理提供了法律保障。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肩负着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重大使命，具有重要时代价值和战略意义。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民盟陕西省委副主委，陕西省林业局副局长昝林森在本届政协会议上带来的提案：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

　　昝林森委员介绍说，目前，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主要面临下面五个问题：

　　一是“三生”空间发展不协调

　　在黄河流域的“三生”空间结构中，生产和生活空间不断挤压着生态空间。生态环境质量在空间分布上有明显差异，高质量区主要位于青海南部三江源生态屏障区、内蒙古草原区；中质量和低质量区主要分布于甘肃和宁夏大部分区域、山西、陕西北部等经济和工业较发达区。农业、工矿生产用地和城镇生活用地挤压了绿色生态用地，密集的人口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导致土地利用强度超过生态利用承载力。随着引黄灌溉面积不断扩大，经济社会用水保障困难将不断加剧，这将进一步降低流域内生态用水保障程度。伴随着黄河流域城市建设的加快展开，黄河流域生活用地需求逐步增长，用地矛盾将进一步凸显。黄河涵盖我国一次性能源（煤炭、石油）主要生产与供给基地，煤化工项目耗水量极大。

　　二是农村水环境风险突出

　　农村水环境是指分布在广大农村的河流、湖沼、沟渠、池塘、水库等地表水体、土壤水体和地下水体的总称。农村水系承担着行洪排涝、灌溉供水、生态、养殖及景观等功能，是乡村自然生态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与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密切相关。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水环境也随之恶化。生产生活的污水排放、作物生产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的不合理使用导致农村面源污染加剧。除此之外，迅速发展起来的集约化养殖场的污染以及居民生活污水和废弃物的乱排乱堆等也对水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问题。农村环境脏、乱、差问题没有得到彻底改善，直接威胁着广大农民的生存环境与身体健康，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迫在眉睫。

　　三是流域生态环境脆弱

　　黄河流域是我国生态脆弱性较典型的国土空间。黄河上游河道较长，摆动剧烈，形成了众多的滩地和沼泽湿地，由于近20年来剧烈的人类活动，黄河上游面临自然湿地面积萎缩、工业农业面源污染、盐碱化严重、灌区水资源不足的问题。黄河中游流经晋陕大峡谷，将黄土高原劈成两半，增加的沙量占全黄河沙量的92%，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水土流失最为严重。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中游区域实施坡面治理、沟坡联合治理、小流域综合治理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治理效果显著。然而，黄土高原局部高密度植被现已出现退化现象，科学管理植物建设、巩固退耕还林还草成果仍是今后的重要任务。黄河下游河道坡降小，上中游水沙关系不协调极大影响了下游黄河安澜，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泥沙淤积严重，“地上悬河”对下游人民生命财产与安全造成巨大威胁。

　　四是发生区域返贫风险大

　　由于历史、自然条件等原因，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特别是上中游地区和下游滩区，是我国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2020年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以来，黄河流域脱贫人口和区域返贫风险较大，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依然艰巨。一是产业发展基础还不够牢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欠账仍然较多，营商环境与其他地区相比也还存在较大差距。二是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刚刚建立，巩固脱贫成果和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仍然任重道远。三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人户分离”式转移就业，大量留守儿童、农村老龄化问题严重，无劳动能力的农村低收入群体对社会救助兜底的依赖性强。

　　五是产业发展内生动力不足

　　黄河流域涉及的九省区中，山东地处东部地区、河南位于中部地区，内蒙古位于北部地区，其他6个省区均位于西部地区，受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因素影响，内部经济自西向东极不均衡。西部六省区，工业产业多集中于资源型密集型产业，如有色金属、钢铁、建材（水泥）等行业，而且多为初级加工，缺少高附加值终端产品，技术密集型产业占比较低；此外，地区间或同一区域内关联产业间尚未形成有机联系，如煤化工、油气化工、盐湖化工、石化等产业尚未形成一体化发展，产业亟须进行补链、强链和延链建设。

　　为此，昝林森委员建议：

　　建立黄河流域“三生”空间综合调控体系

　　面对黄河流域发展困局，要加快推动流域发展总体规划和各类专项规划编制，探索具有地域特色、因地制宜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路径。通过完善黄河治理法律体系，落实黄河流域主体功能区规划，划定流域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管制界限，清晰管制指标，加强跨省（自治区）监管体系机制建设，并结合不同地区发展差异性，预留必要的生态资源开发利用空间，分区分类管控。

　　推动水系统治理与美丽乡村建设融合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黄河流域水系治理应与美丽乡村建设深度融合，实现农村水环境系统整治。应从水资源保障能力、水资源高效利用、水生态服务、水土流失治理、地下水超采管控、河湖管理等多个角度，构建服务于乡村振兴的黄河流域农村水系统治理框架，探明水资源在不同功能需求下的高效利用途径，重点针对黄河流域城乡供水保障、陆地与湿地生态修复、水土保持与生态屏障效应、地下水污染与防治技术、高标准农田建设与灌区科学发展、地下水超采与地质灾害防治等问题，形成示范性的水资源高效利用策略。

　　建立生态脆弱区动态评估体系与响应机制

　　黄河流域源头、上中下游和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问题各有不同，未来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必须遵循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农则农、宜牧则牧的原则，尊重科学规律，循序渐进改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设计生态环境监测站网体系，评估不同类型生态系统质量、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生态系统生产力、碳固持等）和生态问题。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加强生态脆弱区（退化天然林、人工林、湿地等）植被的自然或人工演替规律、黄土高原土壤流失的合理阈值、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合理调沙阈值、黄河三角洲淤积—冲刷平衡的合理泥沙阈值等基础科学研究，探索以自然恢复为主的生态脆弱区动态评估体系与响应机制。

　　创新黄河流域乡村振兴体制机制

　　一是分析生态补偿、国土绿化、生态保护工程和生态产业等帮扶措施与乡村产业振兴衔接特征，建立涵盖“生态—资源—环境”全要素的流域监测体系、流域综合协调机制和立体化多元化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二是整合区域乡村振兴乡镇数据库，从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五个方面构建评价体系，逐步开展乡村振兴的系统评价和科学考核试点。三是锚定生态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关联关系，探明二者有效衔接的“卡点”，确定“卡点”问题关键障碍，建立生态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体制与机制和政策体系。

　　促进能源技术和绿色富民产业协同创新

　　黄河流域各区域优势资源与支柱产业具有较大差异，应严格遵循主体功能区差异性发展思路，从地区实际出发，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支柱产业培育壮大两方面着手，探索具有区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路径，降低产业同质化倾向，促进合理产业布局及分工体系形成。黄河上游地区利用特色园区平台打造绿色循环产业体系，推进农牧业绿色发展，积极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中游地区以能源化工基地为依托，促进传统优势产业互动发展，提高传统能源产品综合利用率，推进产业技术向清洁化、低碳化发展；下游地区持续推进现代化农业和节水农业发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风险应对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同时，应将黄河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充分融入到区域发展和产业发展中。流域应加快推进黄河文化资源调查认定，黄河文化遗产廊道建设，发展黄河文化旅游业，打造乡村旅游，以美丽生态和深厚文化振兴乡村。

　　（王京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