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大食物观” 为“国之大者”保驾护航

中国工程院院士、江南大学校长 陈 卫

　　粮食安全事关国运民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课题。早在1990年在福建工作时，习近平总书记就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提出：“现在讲的粮食即食物，大粮食观念替代了以粮为纲的旧观念。”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习近平再次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如何让“大食物观”真正落地，国内食品领域的多位专家学者在推动形成食品工业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进程中积极探索与实践。本期“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栏目特邀中国工程院院士、江南大学校长、中食智库专家陈卫围绕“树立大食物观，做强大食业”撰写署名文章，分享自己的独到观点。

中国工程院院士、江南大学校长陈卫（右）

　　从“粮食”到“食物”再到“大食物观”，这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观念转变，也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观念创新，背后更是一以贯之的战略定力。全面把握和践行“大食物观”，心中要装着“大”，既要以大视野、大思路不断深化对粮食安全战略的认识，也要胸怀“大格局”、立足“大国土”、下足“大力气”、聚焦“大健康”、顺应“大趋势”去全力保障粮食安全，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为粮食安全保驾护航。

要胸怀“大格局”来统筹“国之大者”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树立“大食物观”，不能离开粮食安全这个基础。“大食物观”问题，不但是重大的民生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更是粮食安全战略的补充。只有立足于粮食安全这个“大格局”，才能深刻理解其重要性。

　　正所谓大国之大，必有大国之重。14亿多人口，每天巨大数量的粮食消耗就决定了我国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党和政府一直将粮食安全纳入国家安全大局，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但粮食安全也绝不是高枕无忧。据统计，虽然自2017年以来，我国每年的水稻、玉米、小麦三大主粮和主要肉类的保障水平较高，但食用植物油、大豆等自给率比较低，蛋白饲料原料等供给自给率不到20%。2021年，我国总人口为14.13亿人，仍要进口超1亿吨粮食以应对可能发生的粮食危机。在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全球食物生产与供给系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此外，全球气候变暖、土壤退化、水污染等问题对粮食等作物产量、质量及收成稳定性不同程度上产生一定负面影响，疫情、国际资金炒作等多方面因素也在不断助推全球粮价上涨。在此大背景下，“大食物观”的提出，不但进一步充实巩固了“大国粮仓”，而且为进一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指明了方向，也切实回应了人民群众要求越吃越好的现实要求。

要立足“大国土”来拓展“食物地图”

　　“大食物观”是传统“粮食观”的延伸，也是对新型食物资源的拓展，是在确保粮食数量、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大食物观”的基础是粮食但不唯粮食，而是要求食物种类更丰富、膳食结构更优化。除主粮作为食物外，肉、蛋、禽、奶、鱼、菜、果、菌、茶等都可以作为食物，要推动食物供给由单一模式向多元供给转变。以“菜篮子”工程为例，1961—1981年，我国蔬菜产量提升了47%；1981—2007年，产量增加了780%；依靠科技进步，蔬菜单位面积产量从2001年的29吨/公顷增长到2020年的44吨/公顷；设施蔬菜的推广以及绿色贮运技术的应用实现了我国蔬菜周年均衡供应。

　　“大食物观”要跳出“食物主要来源于耕地”的传统农业思维模式，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发挥资源禀赋扩大食物来源，将食物获取途径从耕地资源外延到整个国土资源。我国人均耕地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部分农产品自给率低，要积极向森林、草原、江河湖海要食物，向极地、滩涂、沙漠、深海乃至太空探寻更为广阔的食物来源，要不断新增新食品原料、开拓药食同源食物。以南极磷虾为例，南极磷虾主要生活在南极洲水域，被誉为“海上金矿”，目前储量超过10亿吨，而目前我国南极磷虾年捕捞量不超过10万吨。南极磷虾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矿物质和不饱和脂肪酸，是重要的食物战略资源。2013年国家相关部门批准磷虾油为新食品原料，磷虾油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以及磷脂、类黄酮、维生素A、维生素E、虾青素等；其蛋白含量高达17.56%，或将成为未来人类最大的蛋白来源之一。

要下足“大力气”来突破“生物科技”

　　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在科技。践行“大食物观”，保障食物供给，不仅要“藏粮于地”，更要“藏粮于技”。《“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顺应全球生物技术加速演进趋势，加快构建现代生物产业体系、做大做强生物经济。推动生物技术在农业、食品领域的应用步伐，是从有限的自然环境中获取增量、践行“大食物观”的必由之路。

　　首先，要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进程，把“农业芯片”牢牢抓在自己手中。例如，我国水稻、小麦的种质资源品类、育种水平、市场占有率表现较好，但玉米和大豆产量仅为美国的60%和40%左右；在尊重科学、严格监管、依法依规、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利用基因工程、酶工程等生物技术培养出具有较强抗逆性能的植株，显著提高作物生产水平，有效弥补种植和产量短板。

　　其次，要大力提升生物制造技术创新能力，实现食物生产的提质增效。近年来，以合成生物学、细胞工程等技术为基础的动物、植物、藻类、微生物细胞工厂，不与传统作物竞争土地资源，实现了更高效的食物营养组分生产。例如，传统陆生作物（如小麦、大豆等）的蛋白质产量不超过2吨/公顷/年，而利用海洋微藻合成蛋白质的产量为4—15吨/公顷/年；且在获得等量蛋白的前提下，微藻提取的淡水消耗量不足陆生作物的1%。近年来，我国科技工作者已成功利用化学催化与生物酶反应，打破了依赖于植物光合作用的淀粉合成的固有途径，实现了从二氧化碳和氢气到淀粉分子的人工全合成，效率可达到传统农业生产的8.5倍，为“向天空要食物”迈出了实质性一步。

　　此外，落实“大食物观”，还迫切需要培育创新型生物技术人才，打造一批生物科技领域的“国之重器”。面对生物科技高投入、回报周期长的特点，国家还应瞄准主攻方向，加强对人才培养、梯队建设的顶层设计。通过政策扶持促进生物技术人才与其他高新技术人才形成良性互动，切实以人才引领生物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赋能“大食物观”。

要聚焦“大健康”来改善“营养供给”

　　践行“大食物观”，必须顺应“大健康”时代人民群众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在保障食物品种丰富与数量供给的基础上，改善居民膳食结构与营养供给，推动民众食品消费结构由“吃得饱”“吃得好”，向“吃得营养”“吃得健康”成功转型，满足人民群众对食物多样化、精细化、营养化、生态化的膳食新需求。

　　一方面，以营养为主导优化食物种植模式，从源头上改善营养供给，保障居民膳食结构的转型升级。首先，推广功能性农作物的种植，如富含抗性淀粉、赖氨酸、有机硒、花青素等营养成分的功能谷物，发挥其预防慢性病的潜在优势。其次，加强引种特色杂粮和杂豆新品种，如富含多种生物活性物质的藜麦、荞麦、燕麦等谷物，富含多种膳食纤维和矿物质元素的芸豆、鹰嘴豆等杂豆，满足民众特别是“三高”人群对全谷物和杂豆类的膳食需求。再次，在提升绿色蔬菜种植量基础上，推广种植药食同源的蔬菜和功能价值高的水果，如芦笋、芡实、蓝莓等，以增强人体免疫力。

　　另一方面，基于人民群众“多元、营养、健康”的食品消费需求，利用高维度、跨层次、多模态的食物大数据，以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前沿信息技术为支撑，开发数据密集型科研、技术、产业升级的新范式，精准对接民众对食物的高层次、个性化需求。例如，基于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等技术在农业、食品研究领域的应用与积累而衍生出的“食品组学”，不断挖掘食物营养结构、功能特性、风味品质、加工制造属性、质量安全风险等多个层面的科学规律，并与传统工艺学、营养学深度融合，可为数字化食品创制、科学膳食模式构建、精准营养素供给提供有力保障。

要顺应“大趋势”来推动“食育教育”

　　“开源之外仍需节流”是大食物观的内在要求之一。在积极拓展食物资源的同时，更要向食育教育、“餐桌浪费”等要食物。我国作为传统饮食大国，要努力把食物变成新的教具，强化以食物为载体的“食育教育”。现阶段，我国食育教育还处于初始阶段，人民群众对营养健康和食物的选择能力还存在不足，还需要国家、社会、学校以及家庭在推进食育教育中有序引导。

　　一是国家层面要立其规，让食育有章可循。要在立法上下功夫，加强食育教育立法、执法，在条件成熟时，适时颁布具有中国特色的“食育法”“食育计划”。制定新型食物资源安全标准，开展食品新资源的营养、功能及食用安全性的科学评估，完善新资源产业监管体系和法律法规。

　　二是社会层面要倡其风，注重优良精神传扬。要在科普上下功夫，通过食育科普深度挖掘传统饮食的精髓，与现代饮食文化新趋势相结合，增强中华饮食文化的民族自信。

　　三是学校层面要育其人，构建食育课程体系。要在课程上下功夫，坚持食育同德智体美劳“五育”相融合，充分发挥国内大中小幼一体化教育的优势，围绕“食育与知识”“食育与健康”“食育与礼仪”“食育与科技”等内容构建食育课程体系。

　　四是家庭层面要知其食，掌握膳食营养知识。要在观念上下功夫，食育是父母能够给孩子终身受益的教育，父母要科学掌握膳食营养知识，培养孩子健康饮食知识，让孩子体验食物从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到流通消费的过程。

　　五是个体层面要择其方，提高食物选择能力。要在食商上下功夫，认识食物热量、营养，识别食品营养商标，学会膳食营养搭配，提高个人挑选食物获取营养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