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猪团”无底线炒猪，两部门要求行刑衔接加大打击力度

　　除了炒房、炒蒜、炒鞋，竟然还有“炒猪”。

　　3月12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下发《关于打击“炒猪”行为 保障生猪养殖业安全的通知》（下称《通知》）称，我国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以来，部分地区出现“炒猪”行为，严重影响非洲猪瘟防控工作正常开展，严重破坏生猪生产恢复秩序，严重损害养殖者的合法权益。

　　《通知》提到，加强行刑衔接，加大对“炒猪”行为的打击力度。依法严厉打击非法经营、运输、屠宰病死猪，恶意传播动物疫病，随意散播疫情谣言等违规违法犯罪行为，切实形成监管及侦查打击工作合力。

　　此外，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对在生猪养殖、经营、运输、屠宰环节发现的“炒猪”行为线索坚决严肃查处；发现涉嫌犯罪的，要按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有关规定，及时移送公安部门。对农业农村部门移送的案件、通报的线索，公安机关要及时受理审查，涉嫌犯罪的，要及时依法立案侦查；对重大案件，实行挂牌督办，坚决一查到底；对涉及黑恶势力的，坚决做到除恶务尽。

　　“炒猪”的出现，源于非洲猪瘟爆发后，区域性猪价差异明显，一些不法商人为了牟取暴利，盯上了生猪价格洼地，他们不顾政府禁令，组成炒猪团，跨省收猪、贩猪、炒猪，而不管其中有没有病猪。

　　为谋取暴利，各地“炒猪团”也是花招频出，毫无底线。《半月谈》曾报道称，为了偷运生猪，有的买通监管人员，伪造手续证明；为了压价收猪，有的散播疫情谣言，制造社会恐慌情绪，甚至向他人饲养的猪群投放非洲猪瘟病毒。

　　2019年12月17日的农业农村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二级巡视员王俊勋表示，据了解，“炒猪团”先是向养殖场户投放丢弃死猪，进而制造和传播养殖场发生疫情的舆论，诱使养殖场户出现恐慌性抛售，再大幅压低生猪价格，从而达到“炒猪”牟利的目的。

　　以全国生猪外调重点省份云南为例，2019年9月，云南省非洲瘟疫防控应急指挥部发文要求，全省生猪暂停调运出省。随后，云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公安等部门开展非法调运生猪集中打击行动，共查获非法调运生猪超过1万头。

　　尤其是省际间私下交易生猪禁而不绝。一方面生猪价差大，另一方面省际间难以监管。据《半月谈》报道，据测算，每头平均毛利润在1000元左右。每车按照运送100头计算，可获利10万余元。“炒猪团暴利炒猪，哪管是不是病猪。”

　　为防范“炒猪团”无人机投放非洲猪瘟病毒，2019年，大北农旗下种猪场设置、使用无人机管制设备。然而，无线电的干扰影响到了民航飞行安全，遭黑龙江省工信部门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

　　此外，炒猪还会打击养殖者饲养信心，影响行业恢复生产的信心。

　　王俊勋在上述发布会上表示，“炒猪”行为涉嫌违反《动物防疫法》，严重影响非洲猪瘟防控工作正常开展，严重破坏生猪生产秩序，严重损害养殖者的合法权益。

　　2019年7月，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打击和防范“炒猪”行为 保障生猪养殖业生产安全的通知》。该通知明确要求强化疫情排查、加强联防联控，强化动物防疫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衔接，严厉打击“炒猪”行为。同时，对于发现涉黑涉恶线索的，及时向当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移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