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量饮酒 快乐生活】 昆曲中的江南酒文化

　　中国文人酒文化历史悠久，从竹林七贤纵酒狂歌，到“天子呼 来不上船”的诗仙李白，“今宵酒醒何处”的柳永，“又把桃花换酒钱”的江南才子唐寅等，都使“酒”脱离了本意而具有了雅文化的疏狂傲世的内涵。明清时期的江南审美生活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精致的古典生活方式之一。“越名教而任自然”，这种气质和风度同样也体现在滋生于江南的昆曲艺术之中。

　　明清昆曲文本中，关于酒、酒具、酒令、饮酒环境及礼仪等的描写，展现了江南酒文化的特点及文化内涵，折射出明清商品经济下市井繁荣和精致的文人生活。酒蕴含着看透世事变幻后悠然处之，享受人生此在、及时行乐的人生观和艺术观。

　　明清江南瓷器、玉器等手工艺发展，饮酒器具更加精良，美轮美奂。明初苏州“沈万三富敌国，家有玛瑙酒壶，中有葡萄一枝如画”，“玛瑙壶倾酒百盏”。明何良俊曾往嘉兴访一友人，“见其家设客，用银水火炉、金滴嗉。是日客有二十余人，每客皆金台盘一副，是双螭虎大金杯，每副约有十五六两”，不由感慨说：“此其富可甲于江南，而僭侈之极，几于不逊矣。”到明万历年间，酒器的奢华更日甚一日，“及今士庶之家，初登仕版，即购犀玉酒器以华宾筵，……且以象箸玉杯为常，是古奢淫之主所不敢轻用者，而今寒素之士所不肯深惜也”。

　　饮酒器具有时会作为情节中重要道具出现在昆曲中。《牡丹亭》通过梦境把素昧平生的两个人连接在一起，而《秣陵春》则通过酒杯及杯中之影，联系起素昧平生的两个人，引发一段相思。剧本构思玄妙，洋溢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第九出《杯影》中，展娘饮的是洪梁美酒，“缥青香若下，玉醴泛宜城。”( 若下酒、宜城酒皆指美酒) 用的是徐适留下的白玉杯，杯在匣中，展娘拿出杯子摩挲赞叹，由玉润光洁的杯子，联想到养在深闺的自己，不仅怀春自怜，左思右想，把盏沉吟，“向酒杯中瞥眼，羞见粉郎招。”细腻地描摹了展娘惊喜交加的心态。 伴随饮酒之风的则有掷色、投壶、行酒令之类劝酒、助兴游戏。虽掷色、猜拳等劝酒之举极为流行，但一些文人不屑为之。清黄周星《酒政刍言》中，提出饮酒要“合欢”和“合礼”，反对“弃礼而从野，舍欢而觅愁”，为此提出三戒：“戒苛令”、“戒说酒底字”、“戒拳哄”。明清文人酒宴上的酒令，不仅是以助酒兴的工具，更是文化的产物。如《红楼梦》中多次提到妙趣横生的牙牌令、诗令等。叶子为明代盛行的一种酒令。“凡士人宴会、闺房杂聚，与夫歌台舞榭之间、酒坛博馆之下，盛行叶子。举槽蒲、象戏之乐，无以加于此矣。”明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说到：“今昆山纸牌，必一一缀以宋江诸人名”。明末浙江画家陈洪绶曾制一种，其法为选《水浒传》人物四十人，绘制成酒牌四十张，牌上注明饮法，行令时依牌所标饮酒。这些酒令游戏富含文化气息，既活跃了气氛，又避免了酒筵中种种粗俗的劝酒习俗，符合士大夫文人饮酒追求的雅趣。

　　明人提到饮酒佐欢的用具：“楸枰、高低壶觥、筹骰子、古鼎、昆山纸牌、羯鼓、冶童、女侍史、鹧鸪沈、茶具(以俟渴者) 、吴笺、宋砚，佳墨( 以俟诗赋者)。”体现了文人注重饮酒雅趣，将饮酒视为恬逸闲适之生活情趣一个组成部分。《三元记》第七出《饯行》中，在送别的长亭，“绿杨枝上啼春鸟，绛桃花底蜂飞。”吟诗饮酒，要求各报角色，“赞得好者免饮，赞得不好者罚酒三杯。”反映了当时文人行雅令饮酒的社会风气，同时也诙谐的讽刺了当时的不良世风。

　　饮酒要讲究礼节，即使夫妇对饮也是如此。《邯郸记 云阳》一场，前半部分写卢生与夫人在家中饮酒欢畅，戏的后半部分则如晴天霹雳般，卢生被诬，绑赴云阳市，正要开刀问斩之时，圣旨到改为充军。这里酒宴设计，作为人生荣华富贵的表征，为后来的飞来横祸作了对比，寄寓了作者富贵无常、人生如梦的感叹。《昆剧表演一得》记载了舞台表演中夫妇二人饮酒的表情、科白等设计，虽然是夫妻小酌，也是相敬如宾。舞台上拱手、退步、作揖、遮袖饮 等饮酒动作和礼仪来自生活中的礼仪，同时也显现了人物所处的安逸环境和心定气闲的情绪。

　　（来源：中国酒业协会CA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