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业该如何应对政策调整

　　2019年末，有两项政策调整引起酒业高度关注。一是《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出台，让酒业虚惊一场；二是白酒产业不再是国家限制类产业，让酒业欢喜一场。对于酒业来说，惊喜之后，全面准确理解政策调整，并用于指导实际工作成为当务之急。

　　莫听风是雨

　　准确理解消费税征收后移

　　2019年10月，《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出台后，其中第三大项改革措施为“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就此有专家预言，白酒将增加300亿—500亿元的税收，但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值得商榷。

　　一是要吃透文件精神。消费税在消费环节征收虽是国际惯例，但《方案》出台的主要目的是调整中央和地方收入，而非调整消费税征收。《方案》明确要求，具体调整品目要做到“征管可控”“逐步后移”“充分论证”“逐项报批”“稳步实施”“条件成熟”“实施试点”。显然，中央对消费税征收后移是持“稳中有进、审慎推进”的态度，不会匆忙铺开、一蹴而就。

　　二是要摸透行业差异。高档手表、贵重首饰和珠宝玉石等同酒类品目相比，在消费税总额中占比较低、消费者个人平均消费频率较低，但单体平均售价较高、征管可控程度较高，因而条件成熟可实施征收后移。再来看白酒，规模以上企业只有1000余家。从税收征管角度讲，看住1000多家酒企和看住几十万上百万家流通企业哪个成本大、哪个风险小，答案不言自明。

　　三是要想透消费税征收改革的实质。此次消费税征收改革，只涉及征收环节、地点的调整，而非消费税额的增加或减少。消费税属于价内税，包含在产品价格中，最终由消费者承担。从法理上来说，消费税征收后移就是在生产环节将其从产品价格中剔除出来，转移至流通环节征收，因此产品价格也应相应降低，以体现消费税的转移。如果酒类生产企业从品牌建设和经营需要出发不想降价，而愿意拿出一部分费用补偿给批发商或零售商，那也只是一种消费税的变相转移方式，谈不上税额或费用的增加。如果酒类生产企业既不降价也不补偿费用，那就是变相提价，若导致税负增加那也与政策调整无涉。由于实际情况的复杂性，改革前后酒业缴纳的消费税可能不完全一致，但不会也不应相差过多，说征收改革将使酒业增加几百亿税收依据不足。若果真如此，岂不是与减税降负的大环境、稳中求进的总方针背道而驰。

　　四是要看透消费税征收改革的难度。消费税征收后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不是说改就改的。拿酒业来说，许多企业都有自己的销售公司，其也是批发企业。在销售公司征消费税，算不算征收后移？如果不算，那到哪个层级的批发商才算。如果统一到零售环节征收，那许多地方都以酒企为财税支柱，本地征缴的消费税大幅减少，将影响到地方的税收分成，这又怎么办？

　　退一步讲，若后移征收，国家也会拿出实施细则，强化征收管控，兼顾各方利益。酒企也会拿出应对之策，在产品的价、税、利之间找到平衡点，在生产商、批发商、零售商之间找到共赢点。所以，没必要慌了手脚、乱了方寸。

　　对有些专家所讲的征收后移对中小企业影响较大的观点，也要做全面分析。事实说明：大有大的优势，大也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劣势，小也有小的好处。任何一项政策出台，都兼有风险和机遇两个方面，关键看企业是否应对得当。况且国家对中小企业采取持扶持态度，中小酒企生存和发展空间还是有的，不必盲目悲观。

　　总之，对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酒企宜冷静观察、沉着应对，不必听见风就是雨，做好当下的工作才是上策。

　　莫以偏概全

　　完整看待产业政策调整

　　2019年11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以下简称《目录》），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修正）》同时废止。在《目录》第二类的“限制类”产业中去掉了白酒产业，这意味着白酒产业不再是国家限制类产业。

　　产业政策调整对酒业自然是利好，使市场准入更顺畅，资本流动更通畅，行业发展更流畅。但欣喜之余，有些问题也值得行业思考。

　　一是产业政策调整为何此时出台。从时间看，《目录》的出台大约用了15年，但酒业特别是白酒业并未被限制住反而有了很大发展，说明有形之手的作用抵不过无形之手，不如顺势而为。从现实看，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过度管制不利于激活市场主体蛰伏的发展潜力，也不利于落实“六稳”的要求，需要进一步放开搞活。从政府角度看，“放管服改革”就是要减少事前审批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因此对竞争行业的市场准入门槛应适度降低。从行业视角看，酒业是最早进入市场竞争的行业，历经几十年的磨炼发展相对成熟，调整产业政策不会导致产能失控，因此在投资、生产等方面没必要过多限制，将发展权交给企业是可行的。改革开放的深入加上行业的呼吁，终于迎来了酒类产业政策的调整。

　　二是酒业发展是否不再受约束。产业政策调整后，酒业发展就真的无拘无束了吗？答案：非也。从广义角度看，一个行业的发展总要受国家法律、行政、经济手段的调控，产业政策只是行政手段的一种表现形式。从法律手段看，酒企必须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框架内从事投资、生产、经营等活动；从行政手段看，酒企还必须领取生产许可证，方可从事生产活动；从经济手段看，酒企除了要同其他企业一样缴纳增值税、城建税、教育附加税和所得税以外，还要缴纳数额不菲的消费税，其实这就体现了国家“寓限于征”“寓禁于征”的意图。从某种意义上说，酒类产业政策的调整是松绑不“松手”，政府这只有形之手仍会对酒业依法调控监管，“甩开膀子大干快上”需谨慎。

　　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否再贯彻。产业政策调整后，酒业还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吗？答案：是也。从“去产能”的要求看，酒业产能过剩是不争的事实，一个酿酒小镇就聚集了几百甚至上千家大小酒厂。所以新增产能须格外慎重，不能因限制政策的取消而误判形势，当前要特别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从“去库存”的要求看，多年来行业高度关注的是产量、收入、利润，而对产销率、库存率的重视不够。再看市场，除了极个别酒品外，恐怕都是供过于求。从这个角度讲，行业缺的不是产能也不是生产线，而是消费市场，是产品动销。因此，如何发掘蛰伏的消费潜力、寻找未开发的市场才是当务之急，而非着急上马新的生产线。从“去杠杆”的要求看，不少酒企的销售收入里有许多是应收账款，又有大量的银行贷款，资产负债率高，资金周转率低，手里的真金白银并不多。因此，缺少自有资金而靠银行贷款去增产能上新线恐非良策。从“降成本”的要求看，决策失误是最大的无效成本，投资失误是最大的成本浪费。增产能、上新线目前变得容易了，难的是“赶上点儿”“赚到钱儿”。从“补短板”的要求看，各个酒企的弱项不完全一致，但“高质量发展不够好”“可持续性不够强”可能是共同的短板，因此酒企应把做强做优放在第一位，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千方百计补弱项，而非摊大饼铺摊子。

　　四是产业基础再造工程能否受重视。产业政策调整后，酒业是忙着扩产能上新线，还是苦练企业内功夯实产业基础能力，兹事体大。2019年8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出，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要求，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对此问题，酒业提及不多，亟待引起重视。目前我国酒业从整体上讲是大而不强，国际化水平不够高。究其原因是产业基础能力较薄弱，有些事讲不清、说不透，如白酒的健康化问题。为此，应加强基础理论、关键技术研究，企业要乐于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勇于创新创造。在这方面，华为、格力等企业是酒企的榜样。同时要继续完善标准、检测、计量、认证、信息等基础服务体系，加大对这些方面的资金和人力投入，与国际先进水平对接，强弱项补短板，如白酒标准如何让国际认可等问题。还要加大对材料优选、设备改造、人才培养的投入力度，实现酒业供产销的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提升酒类产业链的现代化水平。

　　五是资源优化配置可否做得到。目前，酒类是多数企业产能过剩，少数企业产能不足。产业政策调整后，优势企业可以通过买土地购设备等增量资产的方式扩产能上新线。但可否换一种思路，摒弃“大而全小而全”模式，利用产能过剩企业的存量资产，通过兼并、参股、租赁、贴牌等方式达到增产的目的。这样可在全行业范围内实现酒类资源的优化配置，减少资源的闲置和浪费，有利于国家和各方，何不一试。

　　总之，对酒类产业政策的调整，应冷静对待、全面分析，即看到机遇也看到风险，谨慎决策慎重投资，莫把好事搞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