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安封签"能否真正为外卖系上安全带？

　　近日一则外卖小哥向餐盒内吐口水的视频流传网络，再次引发人们对外卖食品安全的关注。为保障安全，国家监管部门相继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广“食安封签”就是其中之一。今年8月，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宣布加大“食安封签”推广力度，以美团、饿了么两大外卖送餐平台为主要渠道，今年向餐饮商户发放500万个“食安封签”。“食安封签”是否能真正为外卖安全加上一道保险？业内又是如何看待“食安封签”的作用呢？

　　理论上可快速追责

　　所谓“食安封签”，是指为保证食品安全，防止外卖食品外包装在配送过程中被拆启所用的一次性封口包装件。“食安封签”均为一次性用品，一旦被外力破坏便不可复原，消费者可据此判断外卖在送达前有没有被拆封。

　　根据不同印刷内容，“食安封签”可分4种版本：一是商家个性版，如肯德基等企业自行设计的“食安封签”；二是送餐平台通用版，由饿了么、美团等平台设计统一样式，供在线商户使用；三是商户定制版，由送餐平台设计基本样式，再由商户添入个性要素；四是公益宣传版，由上海市食药安办、上海市市场监管局设计、免费发放。这种“食安封签”上印有“买安全外卖 看食安封签”等字样。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今年8月宣布加大“食安封签”推广力度，以美团、饿了么两大平台为主要渠道，今年向餐饮商户发放500万个“食安封签”。该“食安封签”主要有两种样式：长条形的粘纸主要用于塑料袋，圆形的粘纸主要用于纸袋。

　　美团点评政府事务华东区副总监王斌说，过去面对外卖异物的责任归属，商户和送餐员经常扯皮，商户说送餐员在送餐过程中动了手脚，送餐员则说是商户加工食品的环节出了问题。有些时候，商户和送餐员还会认为是消费者收到外卖后从中作梗，想借机索赔。

　　真要理清责任，往往要耗费大量的举证成本，还有可能因为事发时间太久，结果不了了之。理论上，设置食安封签后，送餐员、消费者在接餐时均可以确认外卖有无问题，一旦发现问题，责任便可以快速明确和追溯。

　　可持续性令人担忧

　　“食安封签”虽好，也有业内人士存疑：在没有任何规定强制使用的前提下，等500万个免费“食安封签”用完后，送餐平台或在线商户是否有动力持续采用？

　　饿了么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内部人士坦言，虽然政府部门倡议，平台积极响应，主动采购了一大批“食安封签”并免费派送给在线商户使用，但不少商户并不领情，任由这些“食安封签”堆在店里积灰。

　　谈及原因，许多商户抱怨每天烧菜、打包外卖已经忙得不可开交，放一个“食安封签”看似轻松，但感觉多此一举，毕竟这不是强制要求的。

　　“食安封签”在基层遇冷，还有一个关键原因是“成本”。王斌透露，如果“食安封签”的成本完全由在线商户负担，单个成本将随采购量多寡浮动，“假设一次采购十几万个，平均每个成本可降至0.03元左右；采购量很少的话，单个成本可能超过0.1元。”

　　假设一家平台在线商户日均送餐量200单，且每单打包时都会用一个“食安封签”，那么1年需采购7.3万个“食安封签”，如按每个0.03元计，1年要为“食安封签”支出2190元。如果商户为难，那么外卖送餐平台会不会“埋单”？

　　有业内人士质疑，如果商户或平台承担了“食安封签”成本，会不会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比如通过菜品涨价方式来“弥补”成本，并将原料、人力等成本上涨作为应对理由。虽然饿了么和美团方面均回应称，平台无任何允许商户向消费者收取“食安封签”费用的设置，日后也会加强告知和宣传，严禁商户借食品安全名义向消费者收取额外费用，但落实到商户头上却很难说清。

　　“尽快入法”的利与弊

　　不少消费者会有疑问：如果“食安封签”是个好办法，为何不在上海全市范围内要求所有外卖单位强制执行？

　　上海市食品安全工作联合会会长顾振华说，目前尚无一部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或标准提及“食安封签”问题。将“食安封签”入法，或建立相关标准，对于企业和商户来说，投放和使用“食安封签”才会有可操作性。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仲徐惠透露，受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委托，他们正在起草《外卖食品消费纠纷解决指南》。这是一个类似于行业自律规范的指导性文件，鼓励外卖食品消费过程中的参与人员协商约定使用该指南，确定彼此的民事权利与义务。

　　上述草案中有相当部分的条款涉及“食安封签”，比如明确消费者因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餐饮服务提供者、配送人员不规范使用食品安全封签受到损害的，可向相关责任方请求赔偿损失；食品安全封签在消费者签收前已经被破坏的，消费者可选择无条件退货等。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食品协调处副处长陈艳说：“相比法律法规或标准，指南只是一种指导性文件，没有强大的约束力，但立法是有过程的，我们希望抛砖引玉，为将来的立法提供参考。”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全弟认为，最好是立法明确，但现阶段没有立法，不能代表这件事情就没有做的必要。“食安封签”的确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但平台和商户应当从全局考虑，好好算这笔账。是省这些钱，等到发生问题无法明确责任，导致消费纠纷迟迟无法解决，进而影响商誉划算；还是花这笔钱，让消费者放心地享用外卖，进而增进品牌形象划算？答案不言而喻。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健盛则认为，“食安封签”本身是件利于促进社会食品安全信心的好事，但现阶段并不是急着立法的好时候。他说，“食安封签”从诞生至今只有很短时间，许多问题需要通过不断试错才能有逐渐清晰的答案。比如，目前什么是“食安封签”都没有明确界定，有些商户使用的订书钉、透明胶等算不算简易版“食安封签”？又比如通过判断“食安封签”是否完好，就真的能清晰界定外卖中异物的责任归属？假如“食安封签”被破坏过但又有人换了个新的呢？又或者餐食本身没有食品安全问题，只是“食安封签”在不可抗力下坏了呢？在动用立法资源之前，这些都需要时间来给出答案。

　　（周岩 综合整理）

　　编后

　　在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问题上，行政和立法，无一可以缺位。有时，一些貌似“行业问题”的事，其实是极端个案、局部问题，有关方面仍下意识地动用大量行政手段，舆论也动辄呼吁立法规范，看似“立竿见影”，却未必“一劳永逸”。

　　行政手段和立法资源，背后都有成本。动用多大的成本，解决多大的问题，这是一笔“账”，何况有时还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一些特定的制度是否可以持续，是个未知数。

　　社会秩序不仅由条条框框的法律和行政手段来规范，更多情况下还会受到软性的公序良俗、市场规律影响，这些“看不见的手”复杂、细微但真正有效。

　　法律手段、行政手段正因重要而珍贵，所以更应审慎行之，让有限资源用在“刀刃”上，杜绝“浪费”和“滥用”。“食安封签”是否要尽快入法，还是要顺应公众需求，深入实际调查，才能做出定论。